作者:吴良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奖。由清华大学申报的梁思成教授所主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参选了这次大奖。评选委员会的主持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创建人,中国地震工程学奠基人刘恢先教授,我与东南大学的齐康教授为评委会的成员。评委会成员还有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那向谦教授。

在大奖评审会议上,我代表清华大学具体说明了提出这一申请的原委。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早在20世纪初,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如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勒考克、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在对中亚地区和中国西北的探险与劫掠性研究中,涉及了不少中国古代建筑的内容,瑞典美术史家及汉学家喜仁龙,以及瑞士的西仁等,也在中国内地进行了一些中国建筑方面的考察与研究。这时候由东方人进行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也刚刚开始起步,一些日本人如常盘大定、关野贞、伊东忠太、竹岛卓一等人,开始展开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

这些欧洲人、日本人的研究多以图片叙述为主,对于中国建筑的描述是浮光掠影的,甚至带有一点猎奇的味道。1929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学社创始人朱桂莘倡导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自己的建筑历史,同时,在美国受过西方建筑教育的梁思成与曾留学日本的刘敦桢加入营造学社,才使得中国建筑研究渐渐步入科学的轨道。梁思成曾在朱桂老家请北平的老工匠们讲解他们所掌握的清代一般木构造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经过整理、研究,并对照清代官方颁布的《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中的有关规定,运用建筑学投影图的表现方法,并加以详细的阐释与论述,梁思成梳理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本书成为梁思成所称为的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两部文法书中的一本,是许多清式建筑研究者的必读书。我有时想,《清式营造则例》一书的意义很像是文艺复兴时的大建筑师维尼奥拉所写的《建筑五种柱式规则》对希腊、罗马的古典柱式研究方面的贡献。同时,梁先生运用这种方法,结合对北平附近河北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士殿、蓟县的辽代独乐寺观音阁等古代建筑实例的考察与研究,逐步从清代建筑深入到了千年以前的辽、金建筑研究之中。梁先生这一时期完成的《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等论文,就是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国营造学社的梁、刘二公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拓荒之路。 

在这一段时间,梁思成对照朱启钤在南京龙幡里国学图书馆中发现的宋代李明仲《营造法式》一书,开始了他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这是一本当时很难被人看懂的“天书”,其中大量的唐、宋时代建筑名词,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一面反复阅读、琢磨法式文本,一面开展了大量的有代表性的辽、宋时代古建筑的考察与测绘工作,在当时极其艰苦的交通与工作条件下,走遍了河北、山西和山东的许多偏僻地区,直到“七七事变”前夕,梁思成还在山西省五台县的豆村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这一发现使他在这一时期的考察、探索与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奔赴内地,先到长沙,再经昆明,数千里颠沛流离,最后到达了四川宜宾的李庄。经过一路颠簸的梁思成先生这时患了脊椎硬化症,不能再从事野外勘察测绘工作,因而将工作的重点转而进入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发掘与研究当中,并逐步将经过梳理厘清的部分逐一绘制成图,在既有资料的基础上,着手编著《中国建筑史》(教本),后来又编写了当时称作《中国美术史》(建筑篇)一书,在他的计划中还有《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应当是梁思成在东北大学讲稿《中国雕塑史》的进一步深化,但材料一直在随时收集中,未及最后撰写完成。我在1945年从云南回来,在重庆中央研究院总部接待外地来渝办事的人的聚兴村初见梁先生,并一度作为当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的梁先生的助手时,他曾亲自为我讲解了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美术史》(建筑篇)这个稿子。这一系列著作,说明梁先生所希望建构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学术体系已经明晰。基于这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1946年梁先生应耶鲁大学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梁先生带到美国去的英文稿《图像中国建筑史》当时就留在了美国,准备出版。这其中还有太多生动传奇的故事,在这里就不作详细的描述。幸而梁先生在当时就通过自我介绍结识了在美的费慰梅女士,所以费女士才有可能了解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并为后来寻找这部书的手稿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努力。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们国内资深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学者们对此当然也已知之甚详,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会上说这件事呢?

第一,这一成就(自然科学一等奖)是当时中国科学界、学术界的最高奖项,梁先生获奖,说明国家对梁先生所主导的中国古代建筑学术的充分肯定。直至今日,清华大学还没有第二个人获此殊荣;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内涵广博的学术成果(当然,其中包括有许多参与者的不懈努力),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仿佛贯穿着一条红线,指导着这个领域的学者与专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一条既定的目标前进,这就是科学的方法论。我多年工作在梁先生的身旁,特别是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最后相处的10年间,我发现他们两人从事科学工作的严谨与细致。在他们的工作中、言谈中,常常能够闪烁出种种敏锐的学术思想火花。

第三,在我们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也不时会发现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作用。这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家身上有明显的体现,但各人也会因人而异。比如,我们总结刘敦桢先生的学术经历,同样有他不同的感人经历与学术足迹。我还注意到,即使是在那些有成就的同辈人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种种差异,会影响到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得与失。

在1962年春天,国家科委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关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激发了梁先生重新回到他已经开始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上的激情。根据学校的意见,当时系里为梁先生特别安排了两名助手,由徐伯安与郭黛姮帮助梁先生从事《营造法式》基础资料的整理、分析与绘图工作,所幸的是这一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工作,有幸能够在文革爆发前夕基本完成,这为后来《宋<营造法式>注释》的最终出版奠定了基础。而梁先生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则颇费周折,但最终能在美国出版,也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使我们能多少能够看到这位伟大学者耕耘一生的全貌,和他走过的令人崇敬的学术足迹。

 

2009年9月9日

于北京博爱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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